1953年，7歲的我入了太和縣魏廟，一個村級小學讀書。小學是我們讀書的地方，也是村里開會、學習、娛樂的場所。上國語課(即現在的語文課)的情景至今我還記得，老師一身的楚漢風味，古腔古調地拉著長調帶領我們讀書：“下雪——了，地上——白了，屋上——也白了……”
有天晚上學校要放電影，十分難得，我一抹嘴便往學校跑，生怕遲了擠不進去。漆黑的夜晚，不知摔了多少跤，才頭重腳輕地來到學校的操場，但還是遲了，里面已經黑壓壓擁了一片。沒辦法，我只好爬上旁邊的一棵樹，騎在樹杈上看。
在昏暗的汽燈下，社員們都來了，學校的唱歌老師一起頭，大家立即放聲高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挾著尾巴逃跑了……”放電影的臉上放著紅光，一臉的傲驕，不緊不慢地倒著片子。乘著還有空，大家又是齊聲高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我們的歌聲多么嘹亮……”
電影終于開演。什么內容我已經記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至今難忘。那就是看到故事片前面的新聞片中，天安門廣場，燦若銀河，長安街，就是一條光明大道。接著看到不少地方竟然亮起了電燈。
我不知怎么睡著了，從樹上掉下來。人痛醒了，心中的記憶卻愈加清晰，什么時候，我們的學校，能有盞燈？什么時候，我的家突然亮起一盞燈，我們就不要天天買燈油、耗香油點燈了？
國語老師見我問他，他停了一會，說道：“天安門都亮了，想必我們也不會太久，耐心等著吧。”
帶著焦渴的期盼，我看到大人們直到拔掉地界樁子加入人民公社。那時，村村辦夜校識字班，大姑娘跳秧歌舞，男孩玩的是木剁陀螺，麻繩抽起團團轉。天天有人高唱：“超英美，起爐灶，煉鋼鐵，放鞭炮，迎接共產主義早日來到。”
人們的熱情比火焰還高，但我期盼的燈仍然不見。問老師，老師仍然是那句話：“天安門亮了，我們不會遠，等著吧。”
當我6年制小學即將畢業，一場“三年自然滅害”降臨，趕上了生活極度困難時期，挖野菜當飯吃，割茅草當柴燒，拼塊粗布當衣裳。就在這百般艱苦的情況下，父母用生命堅持讓我上學。記得是1960年一個學期，班級多日只有我一個人。而讓我格外難忘的是，學生再少，那么多老師依然堅持和往常一樣教書，哪怕一個學生，老師也是認真面對，一絲不茍。學校的那口銅鐘，響聲肅穆莊嚴，在十里八村日日不絕。查災賑災的干部給學校送來了極缺的燈油，那天我放學晚，天已經大黑，我看到國文老師在如豆的燈下，改我的作業，而我的作文的題目，就是《我盼望有盞燈》。老師對我還是那句話：“有亮光，就有希望。只要天安門都亮著，我們總有燈的那一天。”
我的父母輩以上家人幾代人都是文盲，因村東楊莊代代輩輩都有教書先生走出，我的父母看重他們學養和人才。所以，再窮再困再苦再累，立志要我讀書走出農村。因此，初級小學畢業時，全校考上初中的也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是太和縣名牌中學——太和中學。
上初中住校，晚自習班上是汽燈，回到宿舍，為了多學點知識，我就點起了香油燈。為了節約，我把燈芯的頭捻得極尖，在油里露出一點點，這熒熒之光，也已經讓我心滿意足。
一天，父親來看我，我家的狗叫大黃的也跟過來了。突然就聽到有人喊：“集上的燈要亮了，大家都過去看啊!”
自打來到中學，我就沒上趕過集。一聽說集上要亮燈，我與班上的同學便來到住在集上的一位同學家看亮燈，父親不愿去，而大黃與我長時不見，一步不拉地跟著我。集上那天一片漆黑，天上不見一顆星星。當我們來到同學家時，他家里也是黑烏烏一片。大家都在他家院子里站著，沒一人言語，都在靜靜地等著。忽聽大街上有人呼喊：“燈來了，燈來了!”我們一下子全涌進了同學家的堂屋。只聽我同學的母親啪嗒一聲拉響了開關線，我的眼睛剎那間睜不開了，同學們哄然叫好，而跟著我的大黃也吃驚不小，連聲狂吠。待我揉揉眼看時，眼前那電燈，猶如一個小太陽，將整個堂屋照得亮亮堂堂。我們出門沿路回校，馬路兩旁，商店小鋪處處是雪亮的電燈。
“這電從哪來的呢？”有人問。
“當然是從線上傳過來的。”有人回答。
“那線上的電又是從哪來的？”
“當然是發電廠。”
“那電是怎么發出來的呢？”
再也無人回答，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回到學校，興奮的同學依然在黑暗中議論不止。大家盼望電線早日拉我們學校。
父親不愿在集上住，要帶著大黃回去了，我送他出校門。“啥時候我們搬到集上就好了，就再也不用油燈了。”我對父親傻呼呼地說了一句。
“能在集上住的都是吃商品糧的(城鎮戶口)，你要想吃商品糧，現在就要先吃苦，苦讀書。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父親這樣回答我。
學校終于拉上電了，我可以在明亮的燈光下讀書了，但我從家中帶的那盞油燈，我一直沒扔掉。
1964年12月10日，我響應祖國號召，志愿入伍，在人民軍隊不覺揮戈16載，提了干，晉了級，且赴北疆參加了1969年3月2日中蘇邊境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斗。
直到轉業到淮南，我的那盞小油燈一直跟著我。每每看著這黑黃釉的小陶盞，我的心就卷起陣陣歷史的浪花。它不光是社會進步的見證，還見證了我人生命運的蝶變。(劉允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