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語罕，又名高超，1887年8月1日出生在壽縣正陽關(guān)。他是許多重大黨史事件的見證者，親歷了中共建黨建團建軍的歷史。
高語罕幼時隨父蒙學，其父雖未在科考中獲得功名，但精通漢學，高語罕深受影響，文學功底扎實，初臨鄉(xiāng)試即高分入榜。1905年，高語罕考入安慶陸軍測繪學堂，不久就參加了陳獨秀創(chuàng)立的反清組織“維新會”（反清組織“岳王會”的外圍社團），親睹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親歷熊成基等發(fā)動的馬炮營起義，這些都讓高語罕深刻地認識到“革命不是口說的，而是要用武力的，并且需要很有組織的革命武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孫毓筠（光緒帝師孫家鼐的胞侄）就任安徽都督。陳獨秀出任都督府秘書長，高語罕出任青年軍秘書長，兩人時常在青年軍總督韓衍家中聚會，從而結(jié)下了一生的友情。韓衍遇刺后，高語罕冒死收尸，料理完韓衍后事，他向?qū)O毓筠申請了一筆官費，從青島赴日留學。
1915年秋，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發(fā)起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高語罕應陳獨秀的邀請，為《新青年》雜志撰寫了《青年與國家之前途》《青年之敵》等文章。他的文章旗幟鮮明，極富文采和鼓動性，贏得青年讀者的喜愛，更得到陳獨秀的賞識，成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
1916年秋，高語罕應邀到蕪湖省立五中任教，按照陳獨秀倡導的培養(yǎng)一代新青年的要求，在省立五中創(chuàng)辦了安徽第一個學習自治會。他倡導平民教育，在蕪湖開辦了多所工人夜校，為夜校學生編寫《白話書信》。這本書共發(fā)行39版，與陳獨秀的《獨秀文存》、胡適的《嘗試集》一起，成為亞東圖書館最暢銷的三部書，影響了無數(shù)青年志士，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高語罕也因此被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第一人。”
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陳獨秀在上海籌備共產(chǎn)黨和青年團組織，高語罕那時正在安徽教書，是“最先響應的人”。8月，中國共產(chǎn)黨上海發(fā)起組成立，并建立了全國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高語罕成為第一批團員。9月，高語罕先參加了李大釗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后加入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最早的50多名黨員之一。”
1921年6月，安徽發(fā)生反賄選學潮，高語罕一馬當先，聲援學生。為了削弱革命斗爭的核心力量，省政府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包送一批斗爭骨干公費到外國留學，1922年8月，高語罕同蕪湖省立五中鄭太樸、宣城四師章伯鈞從上海赴德，本來還有朱德、史叔隱等同行，但他們沒來得及，改在下一班船赴歐。留德三年，高語罕與他們往來親密。在此期間，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高語罕也加入了國民黨，由于思想進步和對革命的熱情，被推選為旅歐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中國國民黨駐德總支部”監(jiān)察委員。
1925年8月，高語罕代表留德法同學國民黨支部回國出席國民黨二大。當時，中共廣東區(qū)委書記陳延年向中共中央要人到廣州工作，中央遂派高語罕到廣東。他在會上非常活躍，頻頻發(fā)言，因此與毛澤東、張國燾、于樹德在大會上被稱為“四金剛”，其后又加了惲代英，稱為“五虎將”，后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常委。隨后，高語罕受周恩來邀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將黨代表，同時兼任廣東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任所長）政治訓練主任。很多青年學生過去讀過高語罕的《白話書信》，普遍都很敬重他。“中山艦事件”爆發(fā)后，高語罕辭去了黃埔軍校的職務，由于報紙上刊登他的演講“不僅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也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蔣介石遂下令驅(qū)逐他出廣東。
1927年2月，高語罕在陳獨秀的親自指揮下，作為宣委成員參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消滅了盤踞上海的反動軍警。隨后，赴武漢出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先后發(fā)表數(shù)篇反蔣社論，與吳玉章、徐謙被稱為武漢反蔣的“三尊大炮”。
1927年南昌起義前夕，他作為第二方面軍秘書長，同時兼任共產(chǎn)黨黨團書記，堅決反對推遲起義時間。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明確記載“起義發(fā)動前，葉劍英利用與張發(fā)奎等人的關(guān)系，探知賀龍、葉挺等第二方面軍將領(lǐng)要被扣留，解除兵權(quán)。他立即連夜找到葉挺告之此訊，并約葉、賀、廖乾吾、高語罕四人到甘棠湖劃船，共商對策。他們在甘棠湖的小劃子上迅速作出三項決定：一、賀、葉不上廬山；二、不接受張發(fā)奎調(diào)賀、葉部隊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隊立刻開往南昌；三、葉挺部隊先行，賀龍部隊隨后。這次甘棠湖聚會，在黨史上被稱為‘小劃子會議’，它對保證起義領(lǐng)導人的安全和將起義的主力部隊及時開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這個在關(guān)鍵時刻通報的重要情報，也促使葉、賀起義的最后決心”。
南昌起義后，高語罕任革命委員會秘書，起草了八一南昌起義中央委員宣言，并隨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后奉周恩來之命赴香港，爭取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fā)奎。聯(lián)系未果后，隱居在澳門的高語罕向中共中央寫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個人對于八一事件之經(jīng)歷及意見、對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見》。
隱居期間，高語罕進行了認真的反思，認為潛心研究學術(shù)對革命黨人來說，是非常必要的。1931年，高語罕開始譯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綱要》，這本書是黑格爾著作在國內(nèi)的第一本譯作。九一八事變后，他即發(fā)起組織中國著作者抗日協(xié)會，并主編《中國內(nèi)亂外禍歷史叢書》。他常在滬渝蓉等地的報紙雜志上發(fā)表，表達對時局的意見，極力堅定當局抗戰(zhàn)決心與信念，“一心一意欲對抗戰(zhàn)致其綿力”。抗戰(zhàn)勝利后，他的《九死一生記》刊載，記錄了其在“革命大潮中滾來滾去的一點一滴。”
1947春，高語罕病逝于南京。綜觀他的一生，青年時期投身革命，是中共早期建黨建團建軍的親歷者，見證了黨內(nèi)許多重大事件；始終致力于宣傳馬克思主義，被譽為“中國馬克思哲學大眾化第一人”；性格剛毅，無數(shù)次的挫折之下，政治信仰始終未曾改變。他以其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在中共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通訊員 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