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號漁洋山人，世稱王漁洋）是清初六大詩人之一，更以“神韻詩說”領袖詩壇多年，其詩早年清麗，中晚蒼勁，門弟子遍天下，允稱一代詩宗。關于王漁洋，以往的研究真可謂汗牛充棟，無論其生平事跡，抑或詩文創(chuàng)作，更或“神韻詩說”，均有大量相關成果，職是，要在王漁洋研究上出新意于陳編，實不啻攀蜀道、上青天。然而，張煜教授編著的《王士禛詩文鑒賞辭典》（下文簡稱張著）的新詮與發(fā)微，足令世人得窺王士禛原本不太被人關注之面相，而這對理解王漁洋及其作品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是對“神韻詩說”的凝注與發(fā)微。眾所周知，神韻說乃是王漁洋馳騁清初詩壇的一面大纛，看似是對宋人嚴羽“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之詩學觀念的發(fā)揮，實際匯聚著王氏對詩學的許多獨特思考。張著在闡發(fā)神韻說方面指出：“‘神韻’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清遠’、‘沖淡’、風格陰柔的短篇中，也一樣體現(xiàn)在他的一些風格豪邁沉雄的長篇古體詩中。”（第7頁）“（用典）其實是神韻詩學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第33頁）“漁洋論詩，注重‘江山之助’，反對向壁虛構(gòu)，強調(diào)‘身到處，莫放過’，每到一處必有題詠，這些都是神韻詩學的重要內(nèi)涵。”（第67頁）“偏于陰柔的神韻詩風，也一樣可以包涵沉著痛快的雄渾風格。”（第195頁）此類“頓悟式”論述尚多，恕不一一舉證。總而言之，上述認識都是頗為獨到的，它們突破了單純從“無跡可求”的狹隘孔道窺探神韻說，也為理解王氏神韻詩揭示出明確的途徑方法。尤為難得的是，張氏注意從創(chuàng)作主體角度（如“身到處，莫放過”等）去把握王漁洋神韻說，這樣不僅對還原王氏創(chuàng)作心態(tài)有益，于今人之寫作亦有助。正由于作者對神韻詩有著如此獨到的認識，故是書選錄多首夭矯長詩，顯然作者是有意展現(xiàn)漁洋神韻的另一側(cè)面。
其次是對王漁洋宋詩觀的抉發(fā)。王漁洋自幼愛讀唐詩，長而彌篤，其《唐賢三昧集》推崇盛唐諸家“雋永超詣”之作，無疑是其“神韻詩說”的重要來源。那么，王士禛對宋詩的態(tài)度又如何呢？宋詩主理的特色與神來情來氣來的唐詩迥不相猶，王氏對宋詩的態(tài)度，對于探索其神韻詩學的內(nèi)涵無疑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張著于此，多有發(fā)微，僅舉一例。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十五云：“林際春申語太顛，園林半樹景幽偏。豫章孤詣誰能解，不是曉人休浪傳。”詩下自注：“山谷謂‘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云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后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也。”張著鑒賞云：“‘江西詩派’強調(diào)‘不俗’，所以黃山谷才會有這樣的評判。總的來說，王士禛是認可山谷的解詩的，尤其是對于梅花詩的解讀。他在《漁洋詩話》中曾說：‘梅詩無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后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從這些細微的辨析中，可以看出神韻詩學的藝術(shù)追求，及其與‘江西詩派’的因緣聯(lián)系。”（第65頁）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王士禛對黃山谷詩及詩評都有會心之體悟，而就王漁洋詩整體而觀之，其中正不乏“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作，那么，對宋詩藝術(shù)資源的挖掘于王漁洋而言到底是神韻詩說之滋養(yǎng)，抑或神韻詩風之外的另一種審美傾向之體現(xiàn)呢？張著似認為是后者（第148頁）。此問題似尚有深長思之之必要。無論如何，張著依據(jù)具體作品發(fā)掘王漁洋的“宋詩觀”，其啟發(f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再次是對王漁洋“故國情懷”的有意揭示。明亡之時，王士禛年甫十一歲，以其沖稚之齡，似難深體亡國之痛，但是王氏一門在海飛魚爛、滄桑變化之際罹患巨難，這又不能不在王阮亭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那么，王士禛詩中有沒有表露過故國情懷呢？顯然，這是我們理解王氏心跡與詩情的一個重要問題。張著于此，致力亦多。書中選錄的《秋柳詩》前兩首、《五人墓》《碧云寺魏閹葬衣冠墓》《故明景帝陵懷古》等詩或顯或隱、或明或暗地體現(xiàn)出王士禛對故國的懷念。至于王士禛羈旅金陵期間寫的詠史懷古之作如《登雞鳴寺》等，其事雖屬南朝，其情其思不乏寄之故國者，因金陵正是亡明故都。著者著意于此，體現(xiàn)出其研探漁洋詩心的不遺余力，也讓讀者得以窺見阮亭先生隱藏的心曲。
以上三點，堪稱貫穿張著之靈魂線索，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關注與心解，使張著呈現(xiàn)出精神飽滿、迥不猶人之特色。
就該書具體體例、內(nèi)容而言，亦有三點，值得稱述。第一是注釋的簡賅明確以及注釋與鑒賞內(nèi)容的錯出互補。張著的注釋簡潔明了，一般只交代最重要關鍵的信息，絕不枝蔓。尤堪稱道的是，由于該書有“注”有“評”，故其特別注意“注”與“評”彼此趨避，或注無而評有，或注簡而評繁，亦有注繁而評簡者，總之是權(quán)事制宜、妥善安排，既不“虛張聲勢”徒費梨棗，亦避免讀者“重復閱讀”。第二是“以王證王”。張著無論“注”“評”，均特別注重引王漁洋的相關文章、筆記印證闡發(fā)王詩，這一點說明著者對王漁洋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第三是對佛禪內(nèi)容的生動闡發(fā)。著者張煜早年師從在佛學與唐詩研究領域享有盛譽的復旦陳允吉先生研治佛學，精通內(nèi)典，故該書對王士禛詩中涉及佛禪的內(nèi)容往往有出人意表的生動闡發(fā)。以上三點不僅加強了張著的可讀性，而且提升了其學術(shù)性。
作為一部鑒賞之作，著者文筆當然至關重要，張煜的鑒賞文字簡潔雅致，如春蠶吐絲娓娓道來，似鶴影寒塘空靈靜穆，頗堪玩味。張著《前言》有云：“希望通過這個選本，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既像神韻派，又超越神韻派的王漁洋，看到一個跨越盛唐、兼容并包、禪畫兼善、絕代風流的王漁洋。”（第6頁）切實地說，該書不僅實現(xiàn)了對一代詩宗王漁洋的重塑，而且以其精妙文字展現(xiàn)出當代古典文學研究者的獨特風神。
(張德恒)
